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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制造业转战非洲时机尚未成熟
发布时间:2012-10-08 00:00:00来源:国际商报 浏览次数:

  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不佳,但人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却似乎特别看好。世行相关报告指出,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达4.9%(不包括南非则为5.9%),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,预测2012年该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达5.3%,2013年更可达5.6%,

  5月中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闭幕的2012年度世界经济论坛(WEF)非洲会议上,与会投资者、商界和政界名流一致看好非洲发展前景,他们指出,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,有7个来自非洲地区,过去10年间非洲GDP总值已翻了三倍,未来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已将“保5”当做经济发展目标。倘能实现,非洲将成为仅次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地区。

非洲大进军的阻力

  人们看好非洲经济的理由很多,包括资源原材料丰富,人口红利巨大。今年7月的魁北克《非洲之声》杂志刊文指出,2040年非洲劳动力总数将达11亿人,且劳动力价格低廉,城市人口比例达50%,市场潜力无穷,2050年非洲将有20亿消费者,成为全球最大市场,其中新兴中产阶级人数超过6000万。

  事实上中国也是近年来对非洲投资最慷慨的国家,目前有两千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50个国家,累计投资达200亿美元以上,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制造业中。但事实上,非洲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制造业发展、不利于中国向当地转移制造业产能的因素。

  由于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很快,内需市场开拓艰难,而传统欧美市场又因经济不景气欲振乏力,在此背景下,将中国制造业移向非洲,既可就近利用当地劳力、能源、原材料的便利,又可贴近最有潜力的市场,可谓一举两得。

  但现代制造业仿佛一座楼房,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,这个地基就是交通、城建、水电、社会服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,成熟配套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投资环境,以及稳定的政局,而这三点,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国家或部分、或全部不具备。

  首先,基础设施近年来虽有所发展,但交通、能源等方面问题多多,大多数非洲城市停电仍是家常便饭。在非洲约九亿的总人口中,有2.5亿人口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,即使有电,电压也十分不稳定,这对于制造业发展构成瓶颈。除去电,南部非洲各国基础设施欠账实在太多,如道路、桥梁、码头残破不堪,年久失修,且不成网络,对于制造业而言,这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提高,更意味着产品的回款周期被拖长。

  其次,虽然非洲劳动力成本低廉,但基本素质低下,劳动效率差,技术含量低,且大多数非洲劳工是文盲、半文盲,职业培训往往要从扫盲抓起,这对于本身还有语言、文化障碍的中国经营者而言,难度实在太大。非洲人的价值观、生活和工作习惯都和中国人不同,中国经营者惯用的加班加点、合同第一、奖金刺激、封闭式管理等等,在许多当地劳动者、乃至当地社会意识中,都是无法容忍的“恶劣经营行为”,容易引起反感,甚至引发恶性事件,这显然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提高。

  最后,南部非洲许多国家政局不稳,有的政府朝令夕改,时而用各种优惠吸引、鼓励外资,时而又翻脸不认人,将原先政策全部推翻。一些国家虽然较稳定,却贪腐成风,效率低下。更麻烦的是,许多非洲国家治安状况恶化。

  还应看到,许多非洲国家还对制造业中的外资股本有严格限制,这让有意投资的外国客商不得不接受当地股份(而且往往还是大头)。这些当地股东有背景,又是地头蛇,往往干预企业决策,造成诸多棘手问题。

小规模制造业的机会

  事实上,向非洲转移产能的几大先决条件,都是“看上去很美”。如“能源原材料价格优势”其实并不存在,因为非洲各国资源丰富,但主要用于直接出口。由于非洲本地加工能力弱,除非配套投资原料加工业,否则所获得的能源、原材料价格比国内并无优势。比如非洲产油大国尼日利亚,因国内炼油能力弱,成品油反倒要从美国、欧洲进口,成本居高不下,要依靠政府大量补贴才能勉强维持正常油价。

  在布什时代,美国政府推出了针对非洲制造业的普惠制优惠,即非洲某些国家生产的某些产品,出口美国可以免配额、免关税。这是许多中资企业、尤其服装等“配额重灾区”产业热衷“走进非洲”的基本动力。但这条“合法避税”的通道因南非等国的频频抱怨,业已被美国“盯住”,彻底堵死。

  即使有些在非洲意在利用美国普惠制的投资,也都曾遇到因当地劳力效率低、不愿加班赶工、对工资刺激无动于衷,从而造成合同逾期的事,而大量引入国内劳力非但会令成本大增,更将构成违反当地劳动法规的麻烦,并给当地人造成“中国人抢饭碗”的负面印象,后果同样严重。

  一些在非洲发展小规模制造业较好的国家、如黎巴嫩、印度企业,经营上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。首先,他们比较愿意雇佣更多当地人,而且尊重当地人的一些习惯,特别注重保护既有的销售网络,注重吸收当地股份(不仅吸收“官股”,也吸收民间商人股份),让更多的当地企业、当地人成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体;其次,他们派驻当地的工作人员不仅采取开放式管理,而且大多是居家携眷前往,和当地社区交流密切,对这些“看得见摸得着”、而且“看得清摸得透”的老外,当地人自觉得比别的老外亲切得多、放心得多;此外,他们还热衷于一些社区公益事业,如修桥补路、修葺社区体育设施、给学校捐款等,这些事虽然不大,却让当地社区觉得他们“不是外人”,隔膜感大为减少。

  而与之相比,中资企业热衷“以我为主”,把国内那套原本不高明的管理术照搬到非洲,用“血汗工厂”的一套对付当地人,殊不知这种做法非但未能提高劳动效率,反倒招来有关方面的罚款和警告,更让工厂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。

  一些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工作人员、尤其负责人,语言能力欠缺,另一些虽然语言方面不存在问题,但对投资国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、道德标准等一知半解;许多中资企业懈于参加当地社区的公益活动,且越基层的公益活动越不耐烦参加;一些中国籍工作人员嫌非洲人“脏”,不愿与之吃饭、握手,或把憎嫌的神色溢于言表,个别人对非洲雇员的家属表现出不尊重、不耐烦的态度……这些都会让自尊心特强的非洲人觉得“中国人看不起自己”,影响彼此的沟通和交流,影响产业、企业的落地生根。

  因此,可以说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产能到非洲的条件,至今远未成熟。对于一些“小气候”合适的地方,某些适宜产能在充分调研,并配备熟悉当地情况得力人才、能保障资金链和市场链不断裂前提下,可能有很大发展空间。

  中国制造业产能向非洲大规模转移的前提,是非洲各国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,逐步还清基础设施的欠账,同时其国内、国际环境有实质性改善,第三产业、服务配套等发展到“适宜制造业落地”的水准。否则,与其冒着巨大系统风险,在非洲生产“比直接用船从中国运来还贵”的“非洲制造”,还不如径自从服务业投资起,一来船小好调头,二来服务业的发展,也有利于制造业“宜居”环境的建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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